周作人在北大，因为讲义编得好，又不断发表一些文章，因此慢慢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本来像他这样的学历和资历，在北大能站得住脚是很不容易的。他没有得到博士学位，学问也相当杂。另外一个文科教授刘半农就很被胡适等人瞧不起，后来刘半农一怒之下放弃了教授职位，千里迢迢跑到巴黎，挣回一个法国国家博士的头衔回来，这才取得了心理平衡。周作人虽然没有学位，却没有受到排挤，并且很受尊重。
北大同事，有很多知名人士。
首先是校长蔡元培。他与周氏兄弟早已打过交道。他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，这在外边的人看来有些举动过于大胆了，其实他在生活上是最端正严谨的人。他在学校发起成立了进德会，主张不嫖、不赌、不娶妾，更高的要求是不做官吏、不吸烟、不喝酒，最高的要求是不做议员、不吃肉。他主张男女平等，一生不殖财，无艳闻。蔡校长堪称是知识阶级中少有的人物。
他聘请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个人生活上不怎么检点，有时涉足花柳场中，有一次报上还报道了陈老二抓伤妓女的消息，这当然使蔡元培很伤脑筋。但陈独秀是个性格粗放、快言快语的人，他仍然我行我素。他本人婚姻生活不和谐，以此寻求解脱，而且他因此瞧不起他的安徽同乡胡适，后者对包办婚姻也不满意，但一贯隐忍，陈独秀曾当面痛骂他没有出息。
陈独秀与周氏兄弟的交往较多在文字上，他时常写信催他们写文章，特别催鲁迅写小说，《呐喊》和《域外小说集》都是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出版的。
鲁迅后来写纪念刘半农的文章，比较这些人物的性格，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：
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，就开一次编辑会，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，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，大书道：“内皆武器，来者小心！”但那门却开着，里面有几枝枪，几把刀，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，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：“内无武器，请勿疑虑。”这自然可以是真的，但有些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“武库”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佩服陈胡，却亲近半农。
也许鲁迅过于多疑——这一点他也常常自省——胡适后来看到这段文字，觉得莫名其妙，也很感不满。
那时，大家把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称做“卯字号”，因为那一排平房里有五位教员都是属兔的——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。老兔子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和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，己卯年生，将近四十岁，小兔子是胡适、刘半农和刘文典，生于辛卯年，只有二十几岁，风华正茂。
陈独秀是个激进分子，原来在上海办《青年》杂志，本不愿来北大，蔡元培求贤若渴，三顾茅庐，任命他为北大文科学长，并答应他把杂志带到北京来办。这个决定一经公诸于众就引起了轰动，人们都说北大的办学方针实在是自由和开放，其原因并不是陈独秀在杂志上多么反传统，而是个人生活上不大检点，常出现在北京的狭邪胡同里。
胡适比周作人来得晚，他在美国时就已经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很有些名气了。他后来与周氏兄弟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，虽然有时也有些文字上的争议，但基本上是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的。
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位可亲近的人物，他给鲁迅的印象是诚实、谦和、儒雅，有些朴直，也有些凡俗。周作人同他很谈得来，他回忆说：
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，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。为什么呢？《新青年》同人相当不少，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，别的都不容易找。校长蔡孑民很忙，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，不好去麻烦他们。在第一院即红楼内，只有图书主人，而且他又勤快，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，还有一层，他顶没有架子，觉得很可亲近，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。
钱玄同，周氏兄弟在日本章太炎先生文字课上的老同学，是《新青年》同人中最早来到北大的一个，他曾经是一个最彻底最坚决的复古主义者。周作人记得，在杭州教育司工作时，钱玄同生活在光复以后的极度兴奋中，因为大搞复古的把戏，很遭同事们的嘲笑。他在上班时，竟然穿了自制的汉民族古代所谓“深衣”，滑稽透顶。他还大写一般人都看不懂的篆字，这种好古作风后来还有留遗，与鲁迅、周作人通信时，仍然玩一些文字上的游戏，若不加注解，一般的读者根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。
不过，这时他已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强烈反对复古，自号“疑古玄同”。
那时周氏兄弟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之间经常开一些雅致的玩笑，互通游戏文字。
有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和瑞典剧本，刘半农的回信竟是一篇戏文，做成奏册的样子，封面题签“昭代名伶院本残卷”，戏文是：“（生）咳，方六爷（周作人）呀，方六爷呀，（唱西皮慢板）你所要，借的书，我今奉上。这其间，一本是俄国文章。那一本，瑞典国，小摊黄。只恨我，有了他，一年以上。都未曾，打开来，看个端详。（白）如今你提到了他，（唱）不由得，小半农，眼泪汪汪。（白）咳，半农呀，半农呀，你真不用功也。（唱）但愿你，将他去，莫辜负他。拜一拜，手儿呵，你就借去了罢。”
虽然后来鲁迅离京到南方，与钱玄同、刘半农两位老友渐渐疏远，但这一段快乐的时光是很值得纪念的。
北大同事中也有一些守旧的人物，除了头上留辫子、忠于清廷的辜鸿铭之外，还有章门弟子黄侃。
黄侃攻击胡适不遗余力。胡适不是提倡白话文么？他见了胡适的面就嘲讽说，你的名字就是古文，如果翻译成白话文，就只能叫“往哪里去？”胡适有一首白话诗《蝴蝶》，内有“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”这样的句子，他就称胡适是“黄蝴蝶”，以此表示蔑视。
黄侃常常在课堂上骂新文化运动，骂白话文，但他的追随者不多，而且他这种谩骂的作风也很不得人心，所以不能形成什么力量。
蔡元培“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为中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。各派思想本来在社会上可能不相容，但在学校里却可以各自发挥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东西文化碰撞的时代，也是产生巨人的时代，没有碰撞，没有斗争，没有广博的吸收，就不可能产生巨人。
周氏兄弟青少年时代得益于“杂览”，后来又在国外浸润于西方文明，现在又遇上了较为自由的环境，至此，他们成为文化巨人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。
（摘自《度尽劫波——周氏三兄弟》，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。）
 自左至右：周作人，马幼渔，沈兼士，朱希祖，钱玄同，许寿裳 |
 北大校长蔡元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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